“苏州是仇英故里，但遗憾的是，苏博至今没有他的藏品。”苏州博物馆馆长陈瑞在仇英特展中如此感叹到。更为“不忍”的是，仇英生在何时？生在何地？卒在何时？却是没有详细的记载，作为声噪一时的绘画大家，多少有些令人落寞。一个没有故居的“大家”，但同时又是一个拥有众多追捧者的当朝“绘画担当”，这种矛盾的存在正如仇英留给大家的问题。

职业画家与文人画家的分类，是否在仇英身上也能行得通？从流传下的画作中，我们会发现，仇英的每一幅画无不秀雅纤丽，一笔一点都一丝不苟，早已不同于坊间的一般画工。此外，他师法先贤，深厚的临古之功，也让仇英的绘画风格逐渐显露出“文气”的一面。同时，与文人群体和精英阶层的交往，也在某种程度上，正向或反向地影响其形成文人式的观察和思维方式。也许在艺术成长的历程中，迈步于江湖的仇英，也揣着一颗希翼文人之上的心。而围绕在仇英身上职业画家与文人画家所代表不同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取向，也衍生出其本人“文人”与“画师”的双面人生。

让人们依然感兴趣的话题，来自于二十多年前，美术史界就开始的研究——仇英作为明代第一“绘画高手”，但却饱含文人情绪、从漆工到当朝绘画担当、文人仙野范儿和铁饭碗之间权衡、让董其昌深深纠结的“北宗论”等。

“仇英因为酷爱绘画，从老家太仓迁至苏州，后来被画家周臣相中收入门徒。仇英绘画他比较注重绘画的装饰性和精丽性。到苏州师从周臣之后，绘画技艺大涨，另外仇英本身十分认真和勤奋，天资聪颖，在人文荟萃的吴门文艺圈中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画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任道斌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说道。

沧海一粟，一介漆工，仇英以自己的天赋和勤奋，赢得明代一众文人圈子弟的追捧，其作品也成为后世画家学习模仿的对象。如此看来，这样的造诣，仇英真是太幸运，他的“奋斗史”，在中国绘画史中也称得上一个特例。等等，这样的“特例”似乎听着耳熟，近现代书画大家齐白石似乎也拥有这样的“特例权”。齐白石的木匠工作与仇英漆工身份，到最终成为“万人爱戴”的画家，这种种巧合，似乎是两个绘画大师在上演的“隔空相惜”。

      “今天我们来看仇英的绘画，文人趣味的作品也好，职业画家订单的作品也好，其实都是受到当时苏州地区发达的市民商业文化影响。当下我们来研究仇英，是因为仇英代表了明时期吴门地区的一个职业画家的最高水准，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北京，是绘画的主流，掌握着话语权，仇英的绘画状态等于是代表着当时中国绘画中职业画家的最高水准了。”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对记者说道。

同样的，我们来看今天的齐白石，从湖南到文化的政治文化中心北平，绘画的题材是当时京津地区，甚至是整个北方地区喜闻乐见大吉图、大富大贵等样式，还有市民生活中最爱的螃蟹、虾等，也许这其中的缘由大概和仇英相同——养家糊口。齐白石在北平不经商，也不倒卖字画，初到北平的十年也不兼职教书，一切开支只能求助于卖印卖画。齐白石的两房媳妇孩子，都需要他照顾，供应两地孩子的衣食、读书、任务、治病和行旅之用，负担是很重的。

两位同样是游走于职业画家和文人画家的大师，却在人生顶峰之际“分道扬镳”，之后的齐白石在解决了生计之后，再无“职业”一说。而仇英却在经历了吴门中人认同之后，最终选择成为职业画家。虽然我们不知道个中缘由，但是从漆工到“明四家”之一的仇英，这堪称“一部励志大片”的经历，也是仇英引人热议的重要原因。

“民间社会评论画家水平的高低，一向由文人指点，审美的话语权更是由热爱艺文的文人所掌控。因此得到艺文名流的青睐，对出身低微、不能诗文的画工仇英而言，自然是至关重要的。幸运的是，仇英得到了吴中文人的广泛关照。”任道斌在谈到仇英与吴门中人关系的时候，如此说道。但是，仇英刚到苏州的老师并不是文徵明或者是其他的吴门中人，而是画工周臣。“明四家”之一的唐寅，也是周臣的弟子。

      周臣看到了仇英的画，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潜力，于是，收了仇英当徒弟，尽传其法，授之以翰墨。就连学富五车的师兄唐寅，也没有嫌弃这个“白丁”师弟，还对这个踏实刻苦的师弟指教甚多，为仇英的画作题写诗文，予以赞扬。

“实际上，仇英他自己本身也不是一个文人，他不会写文章也不会写诗，他的绘画上也都是纯款，没有太多的文人情趣。”朱万章在接受采访时，进一步指出了仇英和其他文人画家的区别。

但是，真正让仇英得以画技大涨，则是来源于与重要收藏家项元汴的来往，项元汴聘仇英为自家的画师，让他在家中临摹自己所收藏的古画，在项元汴家中，仇英历经了晋、唐、宋、元等高古绘画的洗礼，对传统绘画的学习，超越了过去南宋院体派的范围，并逐步融合了文人士大夫以画抒情表意的感怀。这也为他最终能够形成集大成式的绘画风貌奠定了基础，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在项元汴家中遇到吴门领袖文徵明。

“文徵明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又带动了文氏弟子、门人对仇英的广泛宣传，一片赞誉。苏州、松江、应天诸府的艺文名流，譬如潘恩、王世贞、申时行、王世懋、陈继儒等江南文人，亦纷纷为仇英画作题跋，撰写诗文。”任道斌如此表述仇英与文徵明的交往。一时间仇英声名大噪，由此也敲开了吴门上流文人圈的大门。

但是，即使在文人圈中备受追捧，仇英也始终保持着“低下”的状态，他在这种交往中，感觉到的“不自在”，这与仇英自己的出身息息相关。纵然仇英成为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座上宾，却依然不能和文徵明、沈周、唐寅等人“相提并论”。

还原仇英本人，我们只能从他留下的作品和美术史中，零星记载来重新构造“仇英”的人物形象：一个来自于江湖市井的画工，他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影响文人画家及士大夫名流对他的推崇，以及彼此之间的艺术合作。但是，就身份而言，仇英民间职业画家的出身状况和教育背景的缺憾，让他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或是妥协，打上被选择性的烙印。而不可忽略的是，仇英在两大群体中的所衍生出的不同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取向的“双面性”，也不由使他融入到时代的潮流里。


来源：萧家老大